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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通过两个关键词,即"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上海音乐学院与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的阐述,回溯和分析了宋代音乐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强调了"新史学"对于宋代音乐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并且通过对于作者带领下的六位宋代音乐研究团队成员的选题与成果的介绍,表述了其对于"新史学"与宋代音乐研究的倡导及其实践的努力。
明代卫所镇营的地方行政职能化是卫所诸礼和用乐的基础,卫所镇营的祭孔用乐以国家颁布的雅乐为主要形式,其他在祀典的祭礼用乐以教坊细乐为主,并有鼓乐杂戏等娱乐用乐出现在相应的庙会活动中;公式和宾兴等仪式则主要用鼓乐形式,它与鼓吹仪仗一起构成了这两种礼仪形式的音声系统。
"声无哀乐"是魏晋时期嵇康提出的一种音乐审美观点。关于"声无哀乐"的解读音乐美学界多有分歧,其症结在于对"声"和"无"的理解不同。本文提出:"声"是音乐接受主体的听觉感知;"无"是不确定的"无常"之"无"。嵇康的"声无哀乐"指的是音乐接受主体从音乐的声音客体中无法得到确定的哀乐情感体验或感悟。至于客体的音乐作品是否可以表达或表现哀乐的情感或情绪,嵇康不仅没有否定,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予以了肯定。
"太常音声人"的称谓始自唐代,原与北魏至隋朝的乐户差别不大。唐代的律法规定,太常音声人可以"婚同百姓","老免、进丁、受田"都"一同民例"。在社会地位上,太常音声人的地位稍高于乐户,与百姓无异。因此,太常音声人除承担乐舞方面的"色役",还承担"一同民例"的赋役。唐代的行政法令不止一次赦免了音声人的杂徭,而且太常音声人的家人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707—842)不用承担杂徭,这容易产生太常音声人由于向宫廷提供乐舞服务而不用缴纳全部税收的误解。将音声人承担的乐舞赋役和经济赋役对比研究,便于把握音声人"上番设乐"的性质,也便于从整体上把握音声人承担双重赋役的意义。
近年来,宋代思想史研究、音乐史研究深受"新史学"的影响。笔者由此思考:其学术观念、方法是否可以为宋代音乐思想史研究所借鉴?本文以北宋名臣范镇的雅乐事迹为例,探讨其雅乐理论与实践背后的音乐观念,分析这些观念所形成的历史语境,尤其是它们在北宋文人士大夫阶层中的普遍性与共通性。
本文借鉴"音乐文化诗学"分析研究模式的视角,以中声与钟声两个概念及其关系为线索对北宋雅乐改制进行解读,力图寻找北宋雅乐改制与政治文化之间的逻辑关联。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厘清北宋中声观念与青铜乐钟实践的主要关联事件;第二部分探讨其与北宋政治语境中的回向三代之间的关联;第三部分探讨钟声变化与北宋帝王个人政治理想之间的关联。
本文以北宋音乐编年史为研究个案,探讨编年史作用于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的三个方面的意义:呈现音乐史过程化、细节化的发展脉络,呈现音乐史完整的生态图像以及找寻音乐史发展的时间标尺。同时,笔者还指出音乐编年史课题在目前学界的学术意义与定位,即音乐编年史在中国音乐史学研究中是具有"基础性"、"实验性"、"延展性"的研究课题。
笔者作为亲历者,详细回顾了1960年8月中国音乐研究所(现"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举办"民族音乐"研究班的情况,包括:人员构成及班组情况,大事记,"民族音乐"参考资料的编选、出版,《民族音乐概论》的写作、修改经过,以及为渡过三年困难时期所内开展农副业生产的情况等等。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G ulik)之《琴道》一书是近现代以来开启西方人认识中国古琴的先驱之作。其中对古琴谱的"调意"、"指法手势图"与"减字谱"的研究,乃是中国古琴音乐理论的重要课题。然而,高罗佩本乎其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不采用西方的乐谱作参照,而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写下别具开创性的论述,但其论述中也留下不少有待商榷与开拓的课题。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音乐研究所联合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要(未定稿)》及其附属《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参考资料》以及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编著的《中国现代音乐史(未定稿)》,标志着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初步建立。这两套著作的诞生,不仅填补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著作的空白,造就了一批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人才,同时也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时代背景、写作缘起、人员构成、编写过程四个方面,对上述两套教材式理论著作进行简要的历史回顾。
笙苗未装笙斗之前,在作坊中散乱无序。长度相同但位置不同的管苗,需要采用符号标记,笙苗内则刻写的符号称为"管名"。制作工序的序号"一二三",到了发出音响的乐器上就不仅仅代表"一二三"了。对于兼具工匠和乐师双重身份的人,管名意义开始超脱数字概念,转为音高概念。于是,一套新的符号体系脱颖而出,成为另一套性质完全不同的符号。从具象到抽象,从数字到谱字,从读音到唱名。简言之:竹管顺序,变为笙苗名称;笙苗名称,变为音高名称;音高名称,变为谱字符号!
本文针对浙江民间器乐曲中"鱼咬尾"和"连环扣"的音乐形态展开研究,主要内容有三:一、以现有研究成果为依据,对鱼咬尾和连环扣的概念内涵、手法原则进行界定和提炼;二、以"严格处理"、"自由处理"为主线,对浙江民间器乐曲中鱼咬尾和连环扣的音乐形态以及特点进行梳理和总结;三、对浙江民间器乐曲中鱼咬尾和连环扣的音乐语言特点进行分析,并对不同"咬"、"扣"方式的个性特征进行揭示。
一个七音列(七律)与宫、商、角、清角(和)、变徵(中)、徵、羽、闰(清羽)、变宫(九声)相结合,并形成完整的音阶概念(关系)时,必然形成三种结构形态,这就是同均三宫原理的基本内涵。由此说明:同均三宫不是深奥复杂的理论,而是一个简单的宫调学原理;同均三宫不是纯粹的应用理论,而是建构在实践基础上的基本原理;同均三宫不是黄翔鹏的发明,而是传统音乐中本来就有的律声系统。
音乐,有时可以例证历史。本文就是通过对歌仔戏《七字仔调》唱腔音乐旋律音调特点的分析与比较来追溯北人南迁、印证方言形成及文化融合的一次尝试。首先,逐一分析闽台地区歌仔戏《七字仔调》曲牌系统各曲牌唱腔各自的旋律音调特点。然后,将其综合归纳为三个特点:1.调式结构的功能性;2.四度、五度框架的单一性;3.调式的羽类色彩。最后,将其三个特点与中州支脉音乐、南方民族音乐进行比较研究,得出闽台歌仔戏唱腔音乐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规律:既继承中州支脉音乐调式功能完整,强调调式Ⅰ、Ⅳ、Ⅴ级音,以及在这些音级之间形成的四度、五度旋律进行;又具有自身独特创造的四度、五度框架的单一性;接受本土音乐的影响,调式是羽类色彩,以及对于羽类色彩诸种腔音列的运用等旋律音调特点。
本文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对湖南南岳"幸运香火法会"音乐进行关注,主要关注这一宗教仪轨中佛教、道教音乐共存,儒、释、道三教思想相互融合的现象,探讨法会音乐的主要文化艺术特征,音乐在法会中的运用及其在宗教与民俗之间交融、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功能和现实意义。
"克里阳麦西热甫木卡姆"和"墨玉木卡姆乃额曼"是目前仍流传在和田地区的民间音乐形式,但尚未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而有些观点则简单地将其划归为《十二木卡姆》的变体。笔者以在和田地区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这两种民间音乐形式的形态特征,探寻其形成背景,以明晰和田维吾尔木卡姆的独特之处。
在二都戏的传承演变历程中,呈现了从曲牌体到板腔体的演进,其后发展成融高腔、昆腔、皮黄腔、滩簧、乱弹、明清俗曲等诸声腔共存的多声腔戏曲形式。由于菇民区香菇经济在"康乾盛世"时发展到鼎盛时期,又盛行佛道两教,于是在敬神娱神的过程中又将其与宗教仪式紧密相连,形成了具有显著地域性特征的地方剧种。本文将从二都戏的"乐声"音乐形态、"非乐声"音声形态进行分析,以及对二都戏音乐现象的演变过程进行探究,使这一独特的音乐形象得以显现。
钢琴作为21世纪的广州城市音乐不可忽略的新标识,其传入广州的历程可以上溯到16世纪。与其他以钢琴而闻名的城市不同,广州的钢琴在经历西方传教士的引入之后,着力发展出独立于教会的专业教育机构和钢琴制造产业。广州钢琴音乐在国内钢琴界的重要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产业发展带来的品牌影响力和号召力。
文章运用音乐社会学理论,以18世纪中后期维也纳的音乐生活及莫扎特在维也纳的创作为例,对影响器乐音乐发展的赞助体制、社会环境,直至决定作曲家风格演变因素等进行了社会学解喻。通过研究展示了基于社会学思考维度切入史学研究的三个点,指出研究中史学家构建"音乐历史事实"时所取的观察地位与立场,是理解作为人类心灵成就集合的"音乐"和构建"音乐自身的社会现实"时的研究方法。
将音乐厅比作博物馆常常出自一种讽喻,因其在曲目选择上存在明显的保守主义倾向。但抛开这类讽刺性的比喻,"音乐厅博物馆"还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艺术现象,其前提和影响远远不只局限于音乐会的曲目选择,而是与音乐经典建构、主流创作观念、音乐"作品"概念、严肃音乐的意识形态,以及学院派音乐教育,音乐历史编纂等事象息息相关。所有这些事象互为因果、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古典音乐的话语与习俗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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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孟宪福先生,于2013年7月14日因病逝世,享年86岁。孟宪福先生,笔名乃章,1927年生于济南,就读于济南私立南华学院文史系,师从山东著名古琴家詹澄秋学习古琴。50年代进入"中国音乐研究所"以来,常年负责古代音乐陈列室、乐器陈列室、近现代音乐陈列室的设计展览工作,主持参与了多部音乐辞书、论著的编撰、翻译。
<正>一、《中国音乐学》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管,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音乐研究所编辑出版的大型音乐学术理论季刊,是国内学术研究领域的核心刊物之一。本刊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发表中国音乐史、民族音乐学、音乐形态学、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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