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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载堉以“新法密率”为代表的理论话语体系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返本开新”的历史传统。在朱载堉看来，以观象授时为基础的中华礼乐文明作为规制的建设成就，滥觞于西周时代，这就是他返本的历史源头。朱载堉“返本”之“道”表现为视嘉量为正的守正之“路”，其“开新”之“道”表现为“以律历融通方式续写历法的‘开新’之‘举’”和“以方圆之辨创设等比观念的‘开新’之‘率’”，这些学术创获彰显了朱载堉为传统礼乐文明躬耕终身的钟律情怀。朱载堉笃定的钟律情怀最终是要将礼乐文明实践纳入一个更新的层次，这一思维链可以从其笃定追溯“乐经”的学术思辨中得到解读。朱载堉的学术人生以律历融通的研究起步，以钟律理论涵化下的礼乐实践为终极追求，他穷毕生之力，梳理了钟律理论体系的历史沿革，并以“返本开新”的精神使钟律理论体系焕发出时代的生机。
建立我们自己的基本乐理，就是以实际行动践行理论界所提出的“建构自主音乐话语体系”主张。由于各种原因，当前我国的技术理论教学仍依赖已有的四大件（西方艺术音乐时期的和声、复调、曲式、配器）教材，没有自己的一套技术理论教材，尤其是基础技术理论。然而中国传统音乐有自身独特的音乐思维方式和实践，让中国人削足适履地使用西方音乐技术理论来解释和学习千年来的中国传统音乐实在是不合时宜。因此，构建中国自主音乐技术理论体系势在必行。本文就基础音乐的教学与教材的建设问题提出了有益的主张和看法。
黄钟律管发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管长和管径，作为“度量衡”标准器，其管长、容积的变化还关涉国计民生。传说中伶伦作律“三寸九分”反映了先民对音高调控规律的探索。《汉书》中刘歆“同律度量衡”的黄钟数据、系统方法和流程，是律管标准化的里程碑。后世确定律度量衡虽以此为据，但理解上却存在诸多差异。既有长九寸、一尺、八寸一分等讨论，也有“径三分”还是“三分有奇”之异说。涉及的问题如律长是九进制还是十进制？律“积”是容积还是乘积？“围”是周长还是面幂？取古率、约率还是密率计算？本文参考科学技术史与数学史的成果，辨析历代黄钟律管规格尺寸的变化规律。
段安节《乐府杂录》“别乐仪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篇，以专业视角总结了唐代十三弦筝调的形态及其轮转应调中移柱换调的操作规律。日本平安时代筝谱《仁智要录》所载的唐代定弦法，可与《乐府杂录》互证补遗，据以推导十三弦筝调旋宫之法：以夹钟均之“高宫调、高般涉调”“高大石调、高大石角调”作始发调，依历八相生之次第，施用“慢宫法”“移柱”，可致“运如车轮转”而“应二十八调”。此一旋法，既揭其中乐学枢机，亦可证唐代二十八调体系中“宫、商、羽、角”四调是由正声与清商两种音阶体系构成的框架结构。
受新时期思想解放之赐，在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领域出现了庸俗社会学史观、西方中心论史观、崇古主义史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多元并存、各呈其技的大好局面，也向业界同行提出如何认识多元史观的相互关系及其学术成果的得失之辨等一系列重要命题。对此展开研究和阐发，确系本学科元理论建构的重要使命。
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和抗日民主根据地为宣传抗战都组建了儿童剧团。这些儿童剧团在全面抗战时期创演了数以百计的各类剧目，其中也不乏歌舞剧，构成抗战时期中国儿童歌舞剧的主要景观。抗战时期的儿童歌舞剧作为“救亡戏剧”，既在“诗化现实主义”的艺术表达中宣示了宣传抗战、动员社会的“救亡”主题，又通过“游学”和“生活教育”延续了中国早期儿童歌舞剧开启儿童心智、助力儿童教育的“启蒙”传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墓群是我国已知辽代墓葬的代表，其中9座存有音乐图像的墓葬分布于Ⅰ区汉人墓与Ⅱ区契丹墓。经分析可知，除Ⅰ区M4韩师训墓后室及Ⅱ区M2契丹墓壁画用乐性质不明外，余者皆属散乐。壁画中的杖击细腰鼓均为杖鼓；扇形鼓的使用可能与唐时鞞舞的流传有关；三弦轴抱弹乐器及辽代同类乐器图像的考察有助于重新审视三弦的起源问题。这些墓室壁画中的乐器配置所呈现的规律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辽时民间散乐的用乐习惯。结合五代至宋辽时期其他散乐图像材料及文献记载，可推知散乐在歌舞音乐向戏曲音乐转化过程中的媒介作用。
本文以新疆地区所见箜篌为研究对象，运用考古类型学与图像学方法，系统梳理出土实物与石窟壁画资料，构建箜篌形制的演变谱系。历史上，箜篌经历了从早期具西亚、中亚特征的外来乐器，到在龟兹地区形成本土化风格，最终融入中原乐制的发展过程，生动体现了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包容特性。在当代，箜篌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成为“文化润疆”的有效载体，为增进民族认同、服务社会稳定提供了文化支撑。本文借箜篌这一微观个案，勾勒出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宏观图景，为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新视角。
钟磬乐悬的编列形式，是伴随着周代礼乐的发展而逐渐呈现出的较为固定的组合样貌，《周礼·小胥》以堵肆为称。因《小胥》言及堵肆的文字简略，郑玄、杜预等汉儒对经本中的编列形式作出注解，但各家释义互有出入导致争讼不断。近世以来，王国维、郭沫若、李纯一等学者曾作考据，但依然留有疑阙。文章通过对郘钟、怀后磬、韶院磬等铭文的字义考证后指出：其一，堵肆语义及其形式的适用对象，并不是以往研究中所说的“仅就钟言”“与磬无涉”，而应同样用于磬悬；其二，结合新郑遗址等部分乐钟与簨虡同出的编悬例证可见，堵肆的编组数量及编列形式与文献记载的编悬定制不同，呈现出动态发展的阶段式演变特征。
经文献考证，《黄金史》所载长篇叙事诗《成吉思汗战胜三百名泰赤乌人》，实为元代“倒剌戏”剧本遗存。本文通过对该“倒剌戏”脚本与京剧《望江亭》、西洋歌剧《茶花女》脚本展开跨时空、跨剧种的文本对比分析，揭示三者在结构范式上的共通性，进而佐证元代蒙古族已孕育出成熟的戏剧艺术形态。值得注意的是，1292年，马可·波罗返程意大利之际，携带70名人员，构成了一支专业文化艺术团队，成员或涵盖乐工、歌舞伎与“倒剌戏”演员等多元艺术领域从业者，促使元代中国这一丰硕的文化艺术成果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注入了东方文化基因，并在彼时被欧洲人誉为“东方之光”。
岷江上游藏羌人在多声部民歌的认知、音乐行为等共同性，显示出他们在长期的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了适应当地生态，有利于各族群共同繁荣发展的多声音乐文化。而他们在多声音乐观念、音乐形态上的差异性则映射出岷江上游藏羌族群成分来源的多元与曾经不同的迁徙之路。双四度叠置音调基础上构成的基本音调映射出古羌人从青海、陕西、甘肃等省南下到岷江上游的历史印记；融合型音调呈现出公元7世纪左右吐蕃东扩，羌族人为适应不断改变的生存环境而做出的调适性变化；而迁徙而来的藏族族群处于“本土文化”的大包围中，体现出有别于其他藏区的多声部民歌文化。相关族群在多声部音乐特点、唱法上的相似性，可为历史上藏、羌、苗等族群之间的互动交融提供参照。
“三声腔”是指“以三声行腔为歌”的三音列或三音组，此概念最早由杨匡民先生提出，学界相继又提出“核腔”“腔格”“腔音列”等概念，均表示由三音列构成的“腔”在传统音乐中具有建构调式、调性以及旋律风格色彩的意义。但三声何以成腔？其背后的学理性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文章以赵宋光先生的五度相生调式理论为指导，就三音列在民歌旋律中的调式逻辑展开乐学分析，剖析“三声腔”音调现象与传统调式音阶结构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思考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调式音阶之形成、发展的内生动力和结构逻辑。
中国民间音乐中的特色音高和演奏法是其风格的重要标识，是中国音乐特色的重要构成元素。本研究采用脑电技术，以秦腔主要伴奏乐器二胡（板胡）演奏经验为依据，在专业音乐学院招募二胡组（二胡专业和板胡专业学生）与非二胡组（西洋乐器演奏专业学生）两组被试各30名；从秦腔中提取核心音调，其中“si”音设置苦音si、揉弦苦音si和十二平均律bsi三种条件作为刺激材料，探究两组不同训练背景的被试在感知三种刺激信息时的行为学及脑电反应差异。研究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对于音调中三种“si”的辨识和反应时的行为反应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脑电结果却显示出两个组的显著差异：对于苦音si音高的反应，非二胡组诱发出了明显的冲突监测的N400成分，而二胡组并没有诱发；在揉弦苦音si刺激条件下，两组被试都被普遍诱发出N400成分，但二胡组诱发在左脑，而非二胡组诱发在右脑且成分更大（负）。本研究首次以脑电实证结果呈现了中国民间特色音响对不同训练背景被试的这种“行为表现一致而脑机制分化”的现象，说明虽然不同专业的音乐训练均培养出了敏锐的音高辨别力，但不同文化特异性经验则通过重塑概念和意义表征，导致脑机制的分化。
“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作为全国高等音乐院校博士研究生人才培养新开设的专业方向，创立于2008年。当时，经中央音乐学院学位委员会审核通过，决定在音乐学系音乐美学教研室增设该专业方向并招收博士研究生，由此开启了该学科音乐学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路径。本文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中国传统音乐的美学研究”学科方向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论述该学科方向的建设发展情况并作相关评述。
目前，计算机辅助配器作为国际音乐科技的前沿方向，与国内聚焦“AI替代创作”的研究路径形成差异化发展。本文以计算机辅助配器技术为核心，系统梳理其从“符号处理”到“频谱建模”的发展脉络，阐释Orchidée等代表性软件的核心原理与技术迭代逻辑。通过乔纳森·哈维、坂井健治等中外作曲家的创作案例，剖析技术在音色重构、音响创新中的实践路径；立足国内配器教学的现实困境，提出教学改革方案，并探讨该技术在解析中国民族音乐、重构中西乐器音响关联中的应用潜力。
<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鲁松苓先生，2026年1月3日不幸于北京逝世，享年84岁。鲁松苓（曾用名鲁松龄）先生1942年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师从赵屏国教授，主修钢琴、音乐理论专业；1962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师从张洪岛、汪毓和等教授，专业方向为亚、非、拉音乐研究；“文化大革命”期间到天津葛沽解放军部队农场劳动锻炼四年半，返城后分配至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外国音乐研究室工作。
<正>《中国音乐史图鉴》（阿拉伯语版）（刘东升著，[埃及]乌穆尼亚·穆斯塔法翻译，希克迈特文化产业集团出版，2025年）《中国音乐史图鉴》（阿拉伯语版）以七百余幅文物图像生动展现中国音乐史，凭借专业译制与编排，填补了阿拉伯语地区高质量中国音乐史学术读物的市场空白，为跨文化学术交流搭建了重要桥梁。该书以扎实的学术根基获得业界广泛认可，既坚守中国音乐史研究的学术深度，完整呈现学科核心知识体系，又通过适配性的内容编排与译文表达，破解了跨文化学术传播的理解壁垒。众多相关领域学者、文化传播从业者对该书给予高度赞誉，认为其为中国音乐学术成果走向阿拉伯语地区提供了优质范例，有效提升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国际认知度。